躲在毛澤東眼皮底下的腐敗:王洪文喝茅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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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澤東眼皮底下的腐敗:王洪文喝茅臺 毛澤東晚年，想用提拔工人農民進入國家領導核心的辦法，體現(xiàn)他的反修理想。山西農民陳永貴，當了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陜西紡織女工吳桂賢，經(jīng)周恩來提名當選了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wèi)科干事王洪文，本來是張春橋引薦給毛澤東的，毛澤東卻對張春橋當面說：王洪文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他的條件比你我兩個優(yōu)越，我們要了解工農兵，還要搞調查研究，他自己做過工，當過兵了，已經(jīng)具備這種條件。毛澤東一度安排王洪文當自己的接班人，在中共十大提名他當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位，在周恩來之后，康生、葉劍英之前。
其實，工農出身，并非預防腐敗的保證。不論什么出身，只要掌握不受制約的權力，都有導致腐敗的可能。當時，這些從基層提上來的高級領導干部，并沒有享受高工資。吳桂賢原來月工資67元2角，到中央工作后還是67元2角。參加國務院會議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葉費，吳桂賢原來不知道這個規(guī)矩，就喝了茶，知道這個規(guī)矩后，就說自己不愛喝茶，只喝白開水了。陳永貴原來沒有工資，在大寨掙工分。大寨每個工1元5角，一個月出滿勤是45元。陳永貴除了繼續(xù)掙大寨的工分外，山西省每個月補助他100元。中央每天也給陳永貴1元2角的生活補助，一個月36元。陳永貴在消費上也比較克制，接見外賓收到一些計算器之類的小禮物，他都上交。 王洪文原來月薪68元。當了中央副主席以后，并沒有量入為出，自我克制，而是利用職權，鳥槍換炮了。王洪文愛打獵，愛釣魚，愛看電影過路片，愛請客。1974年1月，十屆二中全會開了三天，他就宴請上海的中央委員兩次。一次是從上海“莫有財”菜館調去廚師做中餐，一次是把錦江飯店的名廚調去做西餐。上海方面也給王洪文生活補助，具體數(shù)量，連市委書記徐景賢都不清楚。徐景賢1975年3月10日給張春橋、姚文元寫信，告了王洪文一狀。信中說：“據(jù)敬標自己說，洪文同志處是每個季度送些錢，秀珍、祖敏等是逢年過節(jié)‘補助’一些，并說是經(jīng)馬老同意的。我曾經(jīng)問每次給的具體數(shù)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說有幾百元，始終未說明具體數(shù)字，并說是洪文同志打電話來要的。連敬標自己也說：‘恐怕太多了！’”徐景賢提到的“敬標”是張敬標，時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辦公廳主任，“馬老”是馬天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當時的第一書記由張春橋兼任。
王洪文愛喝茅臺酒，被捕以后還從他的辦公室酒柜里發(fā)現(xiàn)不少整瓶茅臺酒。當時的茅臺酒在市場上買不到，價格也相對較高，1瓶6、7元錢。王洪文如果用自己的工資喝茅臺，一個月工資只夠買10瓶酒。但當時人民大會堂舉辦國宴，每次國宴結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臺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裝瓶內部供應，一兩塊錢一瓶。王洪文看中這個機會，去買了許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聞生甚至說：“他要到我們這里來占什么便宜，沒門。” 當時的制度對官員公款吃喝限制得很嚴，但王洪文找到了變通的辦法。徐景賢的回憶錄《十年一夢》揭開了這個秘密。王洪文安排他在工總司的小兄弟馬振龍當了上海市輕工局黨委副書記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試制試用產(chǎn)品的大權。王洪文去北京以后，馬振龍就源源不斷地給王洪文送試吃、試用的產(chǎn)品，從香煙、酒類到糖果、罐頭、從手表、照相機、打火機到錄音機、電視機，連王洪文設宴用的高級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馬振龍送去。高檔食品、家用電器、日用百貨、漁獵用具一應俱全的上海市輕工局，成了王洪文直接控制的物資供應站。而馬振龍也越來越受到王洪文的重用和提拔，不但當了四屆人大代表，而且經(jīng)王洪文批準，連續(xù)到日本、阿爾巴尼亞等國訪問。一番投桃報李的交換，使王洪文有了物質基礎，過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現(xiàn)在，有人以為當時的官場都是兩袖清風。其實，當時的情況因人而異。有的高官確實廉潔自律，但有的高官以權謀私也不含糊。權力天生有一種自利的沖動。絕對的權力就意味著絕對的腐敗，作為一條政治學規(guī)律，在那個時代照樣生效。王洪文就是一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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